案例分析:法院對網絡互助與保險的對比與分析

1評論 2020-09-14 10:07:50 來源:金融界網站 作者:今日保條

  今天再來看看法院是怎么看待“網絡互助”這回事的。

  內容較多,小保先大概描述一下案件的情況:

  周某2016年8月31日加入某互助平臺,生效時間為2017年2月28日,周某加入后一直持續繳費。2018年10月23日,周某被確診為右側甲狀腺乳頭狀微小癌并進行手術,“主訴”一欄為“發現頸前腫物7年余”,當時醫生建議定期復查。2019年1月10日,周某向某互助平臺提出互助申請。2019年3月4日,某互助平臺審核部向其發送《互助申請審核結果通知函》,該函稱對周某的申請做出不予發起互助的決定,原因是根據上述《住院病案》,周某于加入前體檢發現頸前腫物,當地醫院查頸部CT提示甲狀腺右葉結節,屬于癌癥特異性癥狀,是不予互助的情形。

  于是周某將某互助平臺告上法庭要求賠償。

  先說案件結果:周某敗訴,互助平臺贏得官司。

  法院對“網絡互助”和“保險”做了詳細對比分析,并且就會員與平臺是什么法律關系做了闡述,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2020)粵01民終6607號

  周某和某公司的辯詞這里不再累述,直接看法院的判決觀點:

  一審法院綜合互助運營模式、行業發展現狀以及社會保障需求等因素,考量如下:

  1、網絡互助與保險的對比

  從起源上看,網絡互助與保險同根同源,最早都可以追溯至早期海上共同海損分擔。從保障機制上看,網絡互助與保險都是一種風險分散和轉移機制,體現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和共濟思想。從保障對象上看,網絡互助與保險都以現實的、特定的風險為對象,通過聚集具有同質化風險保障需求的個人,籌集資金彌補損失。故,本案中的互助平臺作為網絡互助平臺吸納了保險的諸多特點。

  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條的規定,并參考《中國保監會關于開展以網絡互助計劃形式非法從事保險業務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保監發【2016】241號)中對于網絡互助行業的監管方向,網絡互助不屬于商業保險。

  一是網絡互助的風險分散和轉移機制與保險存在差異。根據《互助平臺會員公約》《抗癌互助計劃(中青年版)規則》等協議的約定,互助平臺并非保險合同中的保險人,會員也并非投保人。會員與平臺之間沒有發生風險的轉移。全體互助會員共同分攤互助資金,平臺承擔審核互助申請、劃撥資金的責任,無需向會員支付互助金。也就是說,網絡互助是一種開放式風險交換契約,由全體會員共同分攤風險。

  二是網絡互助的功能定位與保險存在差異。網絡互助平臺不具有經營保險業務的資質,其保障對象相對單一,主要集中在大病重疾領域,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要對象,其作為一種低層級風險對抗渠道,發揮了一定的社會保障補充功能。

  三是網絡互助在兌付能力上與保險存在差異;ブ鷷䥺T之間、會員與平臺之間的信任度是互助計劃得以發起的基礎。當互助事項出現時,平臺通過計算確定會員的均攤金額,但平臺不對互助事項及互助金額承諾剛性兌付。

  由此可見,網絡互助與商業保險中投保人在支付保險費的同時將風險轉移給保險人,投保人出現保險事故時由保險人直接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具有明顯不同。因此,本案的法律關系不符合保險合同關系的法律特征,周某與某公司之間不構成保險合同關系。

  2、網絡互助與網絡服務的對比

  首先,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2011年修訂版)》中關于網絡服務合同的論述,網絡服務合同是指網絡服務商給消費者提供通路與因特網連線的中介服務或者提供內容服務的合同。根據網絡服務商所提供服務內容的不同,可將其分為提供連線服務的網絡服務商和提供內容服務的網絡服務商。本案中,某公司面向互助組織內的會員承擔了維護網絡系統運行、審核互助申請、委托銀行托管互助資金、代扣及撥付互助資金等職責,屬于連線服務和內容服務的范疇。因此,網絡服務是網絡互助的重要特點,也是實現互助目的的重要手段。

  其次,互助平臺的職責不僅僅是網絡技術服務與網絡內容服務的疊加,其通過會員加入的方式聚集有共同保障需求的人群,在網絡空間中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效應的社群組織。某公司發起互助計劃、制定互助規則均是對社群進行組織管理的行為。因此,某公司兼具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助組織管理者的雙重屬性。

  再次,在網絡互助中存在多個主體。從形式上看,會員在加入時對互助平臺的要約做出承諾,雙方構成雙務合同關系。實際上,會員在加入時也對全體會員做出承諾,從而在會員與互助平臺之間、會員與會員之間形成了多邊法律關系。其中,某公司應承擔前述的諸多職責,并享有收取管理費的權利。會員應承擔如實提供會員資料和信息、按時支付互助金和管理費等義務,享有提出互助申請、參與互助組織管理、獲取相關資料和信息等權利。同時,會員在加入時就通過簽訂《互助平臺會員公約》的形式,完成了對某公司的授權,即授權其開展后續運作,在一定程度上,某公司已受會員的委托成為受托人。因此,某公司的首要職責就是維護互助計劃的公平公正,保障互助平臺會員的利益。

  綜上所述,網絡互助是在吸納了民間互助共濟行為、原始保險形態、網絡服務技術等諸多理念和運行模式后產生的新類型互助性經濟組織。會員與平臺之間以及會員與會員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新型的網絡互助合同關系。

  本案中,《互助平臺會員公約》《抗癌互助計劃(中青年版)規則》等協議系某公司和周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為合法有效,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各方均應依照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對這一類合同關系的調整與規范,一方面要促進行業制定科學完備的規則體系,設定網絡互助的行業標準、準入門檻、經營規則等,適度劃分傳統保險、新型互聯網保險、網絡互助各自的涵蓋范圍,讓網絡互助回歸其公益的初心;另一方面也要結合互聯網平臺的特質,充分考慮互聯網連接性強、會員地域分布廣、運營流程相對簡單等因素,倡導誠信加入、誠信賠付,嚴格核實互助金的撥付和發放,合理均衡互助平臺和會員之間權利義務配置。

  本院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未提交新證據。

  本院經審理查明,一審法院查明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根據雙方訴辯意見,本案二審爭議焦點是周某與某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認定,某公司是否為互助金的支付主體,某公司修改條款對周某的效力,以及周某請求某公司發起互助、支付互助保障金的條件是否成就。

  關于周某與某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認定問題,經一審、二審查明事實及雙方當事人陳述可知,周某與某公司之間是互聯網模式下的雙務合同關系,一審認定本案系多邊法律關系不當。

  第一,從網絡互助的性質看,現在有關行政管理機構未對此進行明確界定,但很顯然的是,網絡互助無論從特性及經營模式來說,均屬于類似保險的產品。

  第二,從加入網絡互助的形式看,網絡互助雖然是以會員與會員之間的互助為號召,但實際發起人是網絡服務平臺,會員均是作為個體加入到網絡互助計劃當中,與網絡服務平臺簽訂公約。

  第三,從加入網絡互助的目的看,會員加入網絡互助主要是尋求類似保險的保障,網絡互助的口號亦自稱是作為保險的補充計劃。會員之間并無成立合同的合意,會員只認定作為發起人的網絡服務平臺,而對其他會員并無與之訂立法律關系的意圖。

  第四,從權利義務角度看,用戶充值互助金即加入互助計劃并完成其支付義務,并開始享有申請互助的權利,該權利和義務均是以網絡服務平臺為相對方。當會員患病符合互助情形后,是向網絡服務平臺申請互助,而非向其他會員主張。當平臺審核后即自行在特定賬戶中劃扣,無需其他會員同意或另行支付互助金。從互助過程可以看出,會員與會員之間并無直接的權利義務關系。

  第五,從網絡互助運營角度看,網絡服務平臺指定加入規則,收取互助金,審核互助條件,劃扣互助金,同時收取管理費。網絡互助的核心運營流程完全由平臺控制,會員對互助運營幾乎無支配力。

  綜上,對于網絡互助的法律關系問題,不宜認定為存在會員與平臺之間、會員與會員之間的多方法律關系,其新穎之處只是借助于互聯網平臺,形成了互助共濟的保障模式,但最終的運營主體仍然是網絡服務平臺。具體到本案,案涉合同的簽訂雙方為互助平臺(即某公司)與周某,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理,該合同的法律關系雙方仍是某公司與周某,周某與其他會員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法律關系。

  關于某公司是否為互助金的支付主體的問題,某公司實際上為案涉互助金的支付主體,理由如下:

  首先,某公司作為網絡服務平臺收取管理費,具有特定的盈利模式,不宜直接認定為純公益性組織。無論現階段是否產生經營收益,均不能否定某公司作為營利法人的主體身份。

  其次,從互助平臺的運營規則來看,互助平臺并非是僅為平臺用戶提供信息撮合、交易場所等服務為主的網絡平臺,而是擁有直接為用戶設立權利義務、掌握會費定價、會員條件審核、修訂規則、發起互助條件審核等最根本權利的網絡平臺。

  第三,會員加入互助計劃向平臺充值會費,資金轉入以某公司自己名義開立的銀行賬戶中,某公司隨時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對托管銀行發出給付指令,故某公司對資金享有實際的管理權、支配權。雖然在運營過程中對該筆資金的使用權作出限定,但限制款項用途并不影響該筆資金支配權的歸屬。

  關于案涉格式條款、修改后條款對周某的效力問題,案涉格式條款的修改與否均未實際影響周某參與互助計劃,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顯示,《互助平臺會員公約》是《抗癌互助計劃(中青年版)規則》組成部分。即加入互助計劃,是先要符合公約條件,其他具體限制條件及規定再由規則界定。

  第二,根據雙方當事人在一審提交的證據,均可以證明在周某加入互助計劃時,公約已明確告知“加入前六個月內不存在結節”是前提條件。后續公約及規則的修改,并不是周某所稱的將其作為不予互助的情形予以剔除,修改后的《抗癌互助計劃(中青年版)規則》將“結節”納入“癌癥特異性癥狀”,只是對條款的細化,并沒有超出原條款可能的含義范圍。

  關于網絡平臺修改格式條款的權利問題,本院認為,某公司作為網絡服務平臺,對于格式條款的修改權應加以限制。網絡服務平臺的發展還在探索中,但就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平等性來看,網絡平臺擁有的權利過大,特別是對于影響會員切身利益的條款修訂權現階段完全由網絡服務平臺掌握,條款修訂的流程公開度不夠,無法充分反映會員意志,平臺容易利用會員之名操作修改流程的風險較大。平臺對于自身修改條款的權限及具體流程應該出臺相應規定,如果僅以公告方式作出修改通知,顯然未盡到充分的提醒義務。事實上,平臺已經掌握會員的聯系方式,完全有能力通過互聯網技術定向通知到會員本人,希望平臺能夠切實擔負起企業應肩負的社會責任,實現多方共贏。

  關于周某是否有權請求某公司發起互助、支付互助保障金的問題。本院認為,周某不符合互助條件,無權要求某公司支付互助金。

  首先,周某對自身健康情況負有舉證責任。周某雖主張2011年發現的結節已經自愈,與2018年的病癥無因果關系。但周某僅提出該種假設,并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2016年加入互助計劃時的健康狀況,周某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其次,周某在明知2011年出現過結節,且互助計劃明確結節作為不予互助條件的情況下,作為一名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該對自身健康狀況進行重新評估,在確定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參加互助計劃。而周某在2016年體檢中不包括甲狀腺體檢項目,顯然周某無法證明其符合互助計劃條件。

  綜上所述,周某在2016年加入互助計劃時不符合加入條件,某公司依據公約及規則,對周某發起的互助申請作出不予互助的決定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確認。

  綜上所述,周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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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閱讀:網絡互助 保險 分攤風險 互助金

責任編輯:戴海東 RF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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